行为20世纪初赴日访书的代表东谈主物之一，董康访书以访问公私藏书机构为方式，以珍本典籍和戏曲演义为方针，波及念书、借书、购书、校书、录书、论书、印书等行径。《书舶庸谭》以日志的形貌记录了董康四次赴日的行径，书中有普遍对于访书的记录，具有较高的参议价值。文章戮力在前东谈主参议的基础上，梳理董康日本访书的配景、经过、效果，并在历史视角下评析《书舶庸谭》的地位及真义。

行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董康的学术配置精深藏书、刻书、古籍整理、法学、戏曲、庸俗体裁等多个界限。身历晚清和民国两个时间，深厚的国粹积淀、深通的学术造诣、清末民初独到的资格栽培了其坚实的学术功底和丰富的学术孝顺。关联词因为董康晚节有亏，政事上的症结隐藏了学术配置，东谈主们对他在学术方面的配置不甚了解。连年来，跟着“国粹热”的兴起，董康渐渐参预学者的参议视线，举例何勤华讲明以董康的法律想想和法制改革步履行为参议对象，觉得“从总体上看，董康仍然是功大于过。除了在中国戏曲文件、版块学界限中的独特孝顺除外，就他在中国近代法与法学方面的行径而言，他在中国粹术界留住了深深的踪迹，作念出了凸起的事迹，值得后东谈主长久谨记”[1]。崔鸣敏致力于考虑董康从事的敦煌文件参议使命以及在几次访日经过中与日本学界的学术疏导[2]1-4。孙书磊讲明对《书舶庸谭》所载中国戏曲文件进行了梳理[3]。笔者通过查阅相关贵府，以中华书局2013年版繁体本《书舶庸谭》为切入点，遵守考虑董康四次赴日访书行径，梳理其访书的方式及主要效果，评析《书舶庸谭》的历史地位和真义，以促进东谈主们对董康的全面意志。

一、董康其东谈主

董康(1867—1948)，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东谈主。原名寿金，字授经，又字绶经、绶金，自署诵芬室主东谈主。董康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参加戊子科乡试并登第举东谈主，次年参加己丑科会试，通事后未参加当年殿试，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补殿试并中庚寅恩科进士，授刑部主事。光绪十八年(1892年)，丁母忧回籍。后参预《时务报》，1897年与赵元益(静涵)在上海共创译书公会，以翻译东西洋实用书本为见识。董康在戊戌政变后入京复职，庚子事变时留署治事。1902年任订处死律馆提调，后于1906年任京鉴戒律学堂教务提调，4月以刑部候补员外郎的身份赴日本历练法制，结子版块目次学家岛田翰。辛亥改变时董康避居日本京都，1913年归国后应梁启超之请担任北洋政府法律编查会副会长并兼任大理院院长。1914年至1922年董康四度任职大理院院长。1922年8月从财政总长任上离职后赴泰西历练财政、司法，1923岁首归航途中淹留日本一月多余。1926年任东吴大学法学院讲明、上海法科大学校长，年底因军阀孙传芳的通缉而避走日本，次年5月归国。在日本工夫以日志的形貌记录浅显行径，编为《书舶庸谭》(四卷本)。1932年至1934年董康任国民政府法官考验所教务主任、长处。1935年任北京大学法科讲明。抗战爆发后，董康屈膝民族大义，出任华北伪临时政府委员、司法委员长等职。抗战成功后被国民政府逮捕，于1948年因病物化。

董康行为由清而民国的著名学者，在法律、古籍、体裁、戏曲等方面有深通造诣。董康以访书、念书、藏书、刻书为癖，其访书大旨为旧椠孤本、旧本演义。他一世钟情于典籍文物，笃志书海，积习成癖。愈加难能珍重的是，行为藏书家，除了收书藏书除外，他还以刻书、印书为业。傅增湘在为《书舶庸谭》作序时说：“君之好书也，取之以鉴藏，用之以雌校，公之以传布。”[4]3这恰是董康一世爱书的写真，体现了董康以书本为六合利的胸怀。一味地以东谈主废言，淡薄甚而隐藏董康在文件学上的配置和孝顺，不仅会酿成历史文件学参议的潜在亏蚀，还会使历史参议者缺失治史所应有的客不雅作风。

二、《书舶庸谭》本体及版块

《书舶庸谭》是一部日志体的目次学著述，全书按日成列记叙董康在日本行径的经过和所见所闻的珍本文件，具有很高的文件学参议价值。董康将我方在1926年底至1927年5月留居日本时的所见所录每日编排，著为《书舶庸谭》四卷本。该版于1930年由大东书局石印发行。而后，董康由于其他原因前后三次赴日，并把历次赴日所记的日志补充修改，将《书舶庸谭》四卷本引申为九卷本。

据书中自序，《书舶庸谭》大旨有三：访求旧书、征集旧本演义、吟咏寄情。董康自述“凡遇旧椠孤本，记其版式，存其题识，积时未久，简直成帙”[4]11，同期又感触日本“德川氏于此类书本搜罗綦付，悉储于内阁文库，今酌录回目，所憾东鳞西爪，未尽表章之能事也”[4]12，于是致力于搜书、录书以及购书。据《书舶庸谭》检目，书中波及的文件中，书本类包括古手本、宋本、元本、明本、演义等120种。傅增湘评价此书“万品千名，各辞别其义类；异书古录，间附著以解题。记版式行格之异同，辨镌梓时地之先后。录其序跋，不错知一书校刻之源；详其钤记，不错考此本传授之绪”[4]3；赵尊岳赞美此书“或则详考板本，缕述渊源。摩挲断墨，荛翁无恤佞宋之名；综掇遗芬，惺吾别开留真之谱”[4]9。

此书源泉为1930年大东书局石印本，书套题签为《董康东游日志》，书中包含胡适序、赵尊岳序以及董康自序。董康增补此书为九卷本之后，于1939年由董氏诵芬室重校定本，删去媒介，加多郭则云跋和董康自跋。1940年重印此版块时除将胡适、赵尊岳序和自序补入除外，又加多了傅增湘序，后附《课花庵词》，使得此版块比拟完好。另外，相对于四卷本，九卷本的前四卷在翰墨上也有一些不同之处。除了删除四卷本中一些明锐的政事问题除外，九卷本还加多了一些本体，以董康所作的诗词为主。在部分翰墨的表述上两个版块也有区别。因此，四卷本仍有其价值，不行因为九卷本的存在而淡薄了源泉的四卷本。

而后，台北广晓喻局有限公司于1967年出书影印本《书舶庸谭》，此本为四卷本，繁体竖版。寰宇书局于1971年出书了精装版九卷本《书舶庸谭》，繁体竖版。1998年辽宁素养出书社付梓四卷本《书舶庸谭》，行为《新世纪万有文库》之一种。关联词“显著九卷本是足本，初出四卷本仅仅四次访日当中第一次访日的记录。今天出书整理本，显著应以九卷本为蓝本，四卷本可行为校本，这么才气为读者提供一个本体足，造作少的新版块”[5]。2000年河北素养出书社出书九卷本，定名为《董康东游日志》，本体足、点校精，同期加编东谈主名、书名索引。2013年中华书局以1940年庚辰本为蓝本，删去了所附《课花庵词》，同期也参考了辽宁素养出书社1998年四卷本《书舶庸谭》以及2000年河北素养出书社九卷本《董康东游日志》，出书了繁体本《书舶庸谭》。笔者此文参考的主要即是该版块。

三、《书舶庸谭》所记赴日访书

(一)四次赴日行径

据验证，董康一世赴日八次[6]9，其中后四次赴日行径被记入《书舶庸谭》一书。撤除前四次外，第五次赴日为1926年12月30日至1927年5月1日。在北伐干戈的大潮中，董康失慎卷入与军阀孙传芳的政事冲破中，被孙通缉，于是赴日逃难。这次东渡，董康褪去政客身份，访书论谈，潜心学术，并每日志载主要行径，成《书舶庸谭》前四卷。第六次赴日为1933年11月8日至1934年1月22日。钟情于其法学功底，东京法学博士松本蒸治等组织的中司法制参议会邀请董康在日本东京学士院作《中司法制史》系列演讲。这次赴日之行径被编为《书舶庸谭》第五、六、七卷。第七次赴日为1935年4月23日至5月18日，董康应日本文静会邀请，到东京参加汤岛孔子圣堂落成庆典。《书舶庸谭》第八卷纪录此番行程。终末一次赴日为1936年8月19日至9月15日，董康携眷属赴日避暑，以《书舶庸谭》第九卷纪录这次资格。

(二)访书的主要方式

对于访书、购书、念书等行径，《书舶庸谭》中有普遍纪录，如卷一“午后，诣佐佐木、山田、汇文堂各书店，苦无佳本”[4]9(一月六日)，卷三“谈及《二刻拍案称奇》为明东谈主度曲家所取材，中国绝无传本，恳其设法借印，以备《曲海》之参考，湖南允之”[4]110(三月二十九日)，卷四“午后一时，偕小林赴佐佐木书店，偶见架头有吾乡邹程材《倚声集》一部，以五十元购得。与《瑶华集》齐清词东谈主最善之选本，而此尤罕觏”[4]145(四月十七日)，卷五“小林自京都至，谈影印各书。从此惊东谈主秘笈传布东谈主间，大慰余之宿望”[4]187(十一月二十二日)，卷六“归程经文求堂，见万历刻《明初四杰集》首二册，以傻头傻脑十元购之”[4]208(十二月十六日)，卷八“内阁文库为幕府德川氏储书之所。就累代幕府之历史不雅之，诚一右文之时间也。不唯所藏宋元旧椠俱流传有绪，即演义一类秘笈尤多。往时国东谈主已分储宋本于宫自省之典籍寮，刊有目次行世。余每游踪至此，必托东谈主先容作数日之摩挲，复武断宋本十余种”[4]259(五月六日)，卷九“小林邮寄《九宫正始》至，此书为余昔年购自震泽王氏，尝据以辑《南曲韵目》。丙寅避嚣居洛，以赠内藤湖南。卷中引元明东谈主神话多至二百余种，齐绝无传本。曾留一目交慎芳典守，旋沪遍索末获。兹嘱小林借之，备录如后”[4]312(九月五日)。

在日本访书时，董康除了到东京文求堂、京都汇文堂等地除外，主若是到日本著名的藏书机构，如宫自省典籍寮、内阁文库、东瀛文库等。由于前几次访日时已经与日本一些学者结下了深厚友谊，如京都大学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稻叶岩吉等著名的汉学家，董康自辛亥避居时便与他们领路相交，并由此结子了他们的学生，如神田喜一郎、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等东谈主，董康在访书经过中便充分应用各式社会关系为我方访书提供便利。举例，董康好像参预门禁森严的典籍寮翻阅其中诡秘，恰是得益于神田喜一郎的匡助。20世纪30年代赴日，不管是讲学照旧参加庆典，对于董康来说，好像动用的社会关系愈加丰富。这亦然董康在访书经过中收货颇丰的贫乏原因。

除了借助于他东谈主参预公私藏书机构饱览书本除外，董康还与一些学者径直进行书本来去。举例，1927年刚到日本京都，董康便于1月2日偕同小林忠次郎拜访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向此二东谈主出示我方昔年得自竹添井井的北宋本《史记》和《毛诗正义》两本书[4]3。1934年1月12日，董康与小林忠次郎等东谈主前去内藤湖南住所恭仁山庄探望。内藤知谈董康要来，一早就准备好了藤原朝写本古文《孝经》《周易》，莫子偲旧藏唐写本《说文》木部等旧书。虽在病中，仍与董康沿途考虑月旦[4]230。

(三)访书效果

据《书舶庸谭》(中华书局2013年版繁体本)检目，书中波及的书本类文件中，古钞本共19种，宋本共57种，元本共6种，明本偏激他共22种，演义共16种。固然，检目中所列的这120种书本类文件并不都是董康所校订或刻印的，如《佐伯文库献书目》一本、《佐伯藏书目》一本等仅属所闻所见，抄而录之。此外，董康在访日经过中还伴跟着普遍的访书、购书、念书、论书以及刻书、印书等行径。据初步统计，董康在日历间经眼、借阅、抄录、购买的书目中，见于、购于私家储藏和书店的书目有73种，典籍寮所见书目59种，岩猗文库所见书目14中，东瀛文库所见书目5种[2]58-66。此外，董康在卷一中还记录了我方摘录的日本内阁藏书中明版演义戏曲书目100种。

除了访书数目，其访书质料亦然值得信服的。举例，古写本《文选集注》，在我国清末夙昔的公私书目中都不见纪录，董康访得残卷32卷，细则为五代写本，“以语内藤博士，白诸政府，列东谈主国宝”。这个发现引起了中日学界关注[6]10。

在《书舶庸谭》中，董康还以数千字记录丰臣秀次切腹事及姬妾被诛事(见卷四四月二十三日)，以近三千字的长篇补记庚子义和团事件(见卷四四月二十五日)，这些对相关参议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外，董康在访书的经过中还提到了我方参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纲要》的使命[7]。在纲要稿的撰写经过中，尽管有藏书志行为基础，董康照旧作念了较多改进，作念出了部分孝顺。

总的来看，董康访书的收货主要表目下两个方面：一是具有文件及文物双重价值的珍本，这亦然文件学家深爱《书舶庸谭》的原因；二是戏曲演义等庸俗体裁文件。这与那时防备民间庸俗体裁的时间配景投合乎，亦然董康之前的访书家杨守敬等不曾关注的。

四、《书舶庸谭》的地位与真义

董康的《书舶庸谭》仍是出书，就得回了学界的信服。胡适赞美董康“是近几十年来搜罗民间体裁最有功的东谈主”[4]5。傅增湘对董康此举有很高的评价，觉得董康“取之以鉴藏，用之以校阅，公之以传布。能殚毕世之功，卒成永恒之业者，同期一又辈殆鲜比伦……横览现代，通目次版块之特意，合储藏传刻为一手者，毛黄之后，宁属他东谈主？”[4]3这主若是因为董康《书舶庸谭》中普遍的访书行径及书目纪录契合了时间风气，有极高的文件价值。此书以日志的形貌，较为聚首注目地向国内学界展示了储藏在日本的诸多古籍和庸俗戏曲演义，继杨守敬的《日本访书志》之后为国内学东谈主展示了一个来自日本的文化典籍宝库，激励了学者的兴致和体恤。而后，到日本访书成为一种风气并长久不绝。

有参议者快要代学者赴日访书的真义回想为三点：文件互补、文物再现、学术参议[8]。这些发掘、积存的使命为中国近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作念出了孝顺，也为中日之间学术界的疏导增添了史话。董康的日本访书行径偏激《书舶庸谭》体现了前一辈学者作念常识的看重作风和雅致的验证功夫，值得后东谈主学习和信服。

总之，行为中国近代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董康的赴日访书行径偏激《书舶庸谭》具有贫乏的参议价值。撤除晚年在政事上的症结除外，董康在学术上的配置照旧值得信服的，其本东谈主也应该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占据弹丸之地。值得一提的是，1912年董康赴日本时将我方诵芬室部分旧藏和谭锡庆正义斋的部分典籍一并售与了大仓文化财团的首创东谈主大仓喜八郎。前几年，经过与大仓财团的谈判并斥巨资购买，这批典籍最终于2013年12月12日被成功运抵北京大学藏书楼[9]。留存在日本一个多世纪的931部、28143册典籍而后由北京大学储藏看护，也算是对中国粹界的一个告慰吧。(张向一又)

[1] 何勤华.董康其东谈主其书[J].国度稽查官学院学报,2005(2):138-144.

[2] 崔鸣敏.书海钩千里：董康日本访书述略[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3.

[3] 孙书磊.《书舶庸谭》所载日藏中国戏曲文件考略[J].戏曲参议,2006(2):193.

[4] 董康.书舶庸谭[M].北京:中华书局,2013.

[5] 杜泽逊.文件学节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1:9.

[6] 钱婉约.董康日本访书述略[J].典籍谍报使命,2004(3)：9-10.

[7] 张升.董康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纲要》[J].新世纪藏书楼,2006(5):68-69.

[8] 赵奕.近代中国文东谈主学者日本访书述记[J].江苏藏书楼学报,1995(4):48-51.

[9] 李云.北京大学藏书楼藏“大仓文库”述略[J].大学藏书楼学报,2014(5):110-116.

起原：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 2016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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